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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林龙博士，智慧农业专家，“适配农业”理论创始人，北京宥凤科技适配农业发展中心主任，民建中央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、郑州大学农学院客座教授、阿根廷约翰-F-肯尼迪大学荣誉博士，《智慧农业:科技驱动农业革命》专著作者。曾作为优秀代表应邀出席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阅兵观礼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天安门阅兵观礼。

　　前不久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(FAO)在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发布了《2026年世界土壤资源状况》报告。报告给出的结论是沉重的：全球58%的受评估区域，土壤退化趋势自2015年以来持续加剧，仅有约10%的地区报告土壤状况有所改善。土壤侵蚀被确认为全球土地头号威胁，81%的评估区域侵蚀管控处于“差”或“极差”水平。全球约40%的陆地面积已发生不同程度退化，超过32亿人口直接承受土地恶化的生存压力。

　　但报告也留下了一个值得追问的缝隙：在那“仅有约10%”实现改善的地区中，中国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样本。

　　而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了《国家土地地球化学监测报告2025》，基于1995年、2016年和2023年三个期次、50余万条国家尺度监测数据的分析显示：全国土地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中等及以上点位占比达到92.6%，土壤有机碳含量中位值从6.7 g/kg上升至7.8 g/kg。在东北黑土区，中国科学院“黑土粮仓”科技会战经过五年攻关，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.25%至0.70%，土壤侵蚀率降低80%，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过5.4亿亩。联合国粮农组织土地与水资源司副司长诺拉·贝拉穆尼对此的评价是：中国科学院“黑土粮仓”科技会战“既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，也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方案”。

　　一边是58%的持续退化，一边是92.6%的中等以上土地质量等级。这种反差需要解释。更需要追问的是：中国在土壤健康领域积累的方法和路径，能否为仍在退化中挣扎的地区提供一种可适配、可落地的参照？为此，我们专访了智慧农业专家林龙博士，他提出的“适配农业”理论，正在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解读框架。

　　问：FAO报告最令人警觉的判断，是“经过验证有效的解决方案，推广速度远远跟不上危机恶化的节奏”。您怎么看这个判断？

　　林龙： 这个判断触及了问题的本质。报告明确指出，少耕、综合养分管理、作物多样化、覆盖作物、有机改良和农林复合等实践，在科学上已被证明可以有效缓解土壤威胁。但“被证明有效”和“被真正采用”之间，存在一道巨大的结构性鸿沟。

　　这道鸿沟的成因，不是技术本身不够好，而是技术抵达土地的方式出了问题。我在“适配农业”理论中反复强调一个基本判断：农业技术的全球化，长期遵循一个隐含逻辑——技术先进的一方定义“最佳实践”，技术落后的一方负责“落地执行”。这套逻辑在工业领域或许成立，在土壤治理领域却根本不成立。因为土壤治理的本质是对特定生态系统的精准干预，每一个地区的土壤母质、气候水文、耕作传统和农户的知识结构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　　FAO报告的数据佐华体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了这一点：在超过一半的区域评估中，可持续土壤管理实践的采用率处于低或极低水平。这不是因为这些实践“不好”，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被“适配”到当地的条件和能力中去。

　　问：中国的黑土地保护被FAO视为一个成功案例。这个案例的核心经验是什么？

　　林龙： 黑土地保护是一个很好的“适配”样本。中国科学院曾组织98家单位，针对东北黑土区“变薄、变瘦、变硬”的具体退化特征，构建了覆盖全域的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。

　　关键在于“分区分类”。东北黑土区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——有的地方坡度大、侵蚀沟发育，有的地方土壤压实严重，有的地方有机质下降快。如果用一个统一方案去覆盖整个区域，效果必然打折。黑土粮仓专项的做法是：先构建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“一张图”，明确不同区域的退化特征和主导威胁，再针对性地配置技术组合。

　　这套方法论的意义超越了黑土地本身。FAO的报告将土壤侵蚀列为全球土地头号威胁，而中国在保护性耕作领域的实践表明，因地制宜的技术适配可以在较大尺度上产生可测量的效果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FAO已经启动了一个专门面向全球南方的可持续土壤管理能力建设项目，明确以中国成功的黑土、红壤、盐碱土和水稻土管理经验为基础，通过南南合作向受援国分享土壤制图和土壤实验室建设的能力。这说明中国的土壤治理路径正在被国际机构纳入全球知识共享体系。

　　问：盐碱地治理是中国土壤保护的另一张名片。这个领域的进展对全球有何借鉴意义？

　　林龙： 盐碱地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意义，被严重低估了。全球有超过8亿公顷的盐碱化土地，其中相当一部分分布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，而这些地区恰恰是粮食安全最脆弱的区域。

　　中国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思路。有报道介绍，2026年9月，内蒙古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的耐盐碱水稻实收测产结果显示，“兴盐2608”新品系平均亩产达到552.67公斤，再创历史新高。通过对盐碱地进行稻作改良，项目区土壤pH值和盐分含量稳步下降，全盟盐碱地水稻已连续7年亩产稳定突破500公斤，新品种新技术累计推广超过10万亩。

　　因此，“可复制、可推广”——这两个词是“适配农业”理论最核心的检验标准。一个技术方案的成功，不在于它在某个特定地点达到了多高的产量，而在于它的底层方法论能否被迁移到条件不同的其他地点，并在迁移过程中完成必要的适应性调整。

　　林龙： 这是一个正在发生但尚未被充分讨论的转变。土壤健康评估长期依赖人工经验和传统统计方法，存在数据分散、评价标准不一、周期长、效率低等结构性短板。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户的困境是“有数据，看不懂；有问题，难定位华体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”。

　　比如，基于智慧技术的“多智能体协同土壤健康诊断系统”，这套系统基于几大类因子、几十个个协变量的上千个土壤样点数据，构建了立体化的多智能体协同架构，覆盖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、肥力评价、综合健康指数计算、障碍因子诊断等十大类场景，可以一键生成涵盖污染等级、肥力等级、综合健康指数和空间分布图的完整报告。这样的系统价值不在于“AI”这个标签，而在于它将土壤健康管理从“模糊经验”推向了“精准施策”。当土壤诊断的精度和效率得到数量级的提升，可持续土壤管理实践的大规模推广才具备了技术可行性。这也回到了FAO报告的核心呼吁：推广速度必须赶上危机恶化的速度。

　　问：回到最根本的问题——在FAO报告所描绘的全球土壤危机面前，中国智慧农业最核心的贡献是什么？

　　FAO报告在提出五项优先行动时，将“加强土壤治理和法律框架”“促进教育、能力发展和知识交流”“改善土壤监测的数据协调”列在前列。这些优先事项的共同特征是什么？是制度能力和知识体系，而非单一的硬件产品。

　　我将开始赴沈阳大学-英国皇家农业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博士研究项目，将农业置于“环境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”的三重底线框架之下进行研究。这个框架与中国土壤治理实践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：土壤保护不能只讲生态账，还要算经济账和社会账。一个让农民增收、让土地增肥、让生态增绿的方案，才具备被大规模复制的动力。

　　因此，无论是国际还是中国，在土地保护、盐碱地治理和土壤数字化诊断领域的实践，指向的是同一个逻辑：土壤健康的改善不是一次性的工程投入，而是一个需要持续适配、持续监测、持续调整的系统过程。黑土粮仓的“分区分类”模式、兴安盟盐碱地稻作改良的“良种+良法”协同以及土壤的“AI诊断+精准施策”，本质上都是在构建这样一种系统能力。

　　当全球58%的土壤仍在退化，中国92.6%的土地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达到中等以上，这之间的差距不是偶然的。它来自一种持续数十年的、系统性的、以适配为核心的方法论积累。

　　采访结束时，林龙博士提到一个细节：FAO报告在“全球土壤伙伴关系”框架下专门开设了中国媒体的报道专栏。

　　“这说明什么？”他问，然后自己回答，“说明世界在关注中国怎么做，而不只是中国做了什么。”

　　这句话朴素，却指向一个更深的逻辑：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中，真正有力量的贡献，不是把一个国家的答案复制给世界，而是把一个国家的思考方式提供给世界。（作者：刘萍）